咱先从汴京城一个热得能煎鸡蛋的夏天说起。
那天王安石刚从朝堂回来，官服都没来得及换，就蹲在自家后院摆弄他的“试验田”——不是闲得慌，是他琢磨着新的育种方法，非要自己种几棵稻子试试。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滴，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，活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，手里还攥着个小铲子，跟个老农似的。
“介甫兄！大热天的，你这是跟土地较上劲了？”
老远就听见这大嗓门，王安石抬头一瞧，得，是苏轼。这小子穿得倒凉快，一身月白长衫，手里摇着把折扇，身后小厮还拎着个食盒，里面飘出冰酪的甜香，隔着老远都能闻见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王安石把铲子往旁边一放，用袖子擦了把汗，语气里带着点无奈。倒不是不欢迎，主要是这俩人凑一块儿，就没安生过——要么为了诗里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，要么为了新法的事吵到饭都吃不下，活像一对没长大的冤家。
苏轼几步跨进院子，先瞅了瞅那几棵蔫头耷脑的稻子，又看了看王安石的狼狈样，乐了：“我说你这参知政事当得，放着好好的凉房不待，跑到太阳底下晒着，不怕中暑？”
“少贫嘴。”王安石白了他一眼，“你拎着食盒过来，不是专门来笑话我的吧？”
“哪儿能啊！”苏轼把食盒往石桌上一放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是冰镇的杏仁酪，还冒着凉气，“知道你忙新法的事，肯定没顾上吃点心，特意让家里厨子做的，快尝尝！”
王安石也没客气，俩人就坐在树荫下吃了起来。冰酪入口凉丝丝的，刚压下去点暑气，苏轼就开口了：“介甫兄，你那青苗法，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前几天我去乡下，见着有农户为了还青苗钱，把家里仅有的几亩地都卖了，这哪是帮百姓，分明是坑百姓啊！”
这话一出口，王安石手里的勺子顿了顿。他知道苏轼直性子，有啥说啥，但这话还是戳到了他的痛处。“子瞻，”他放下勺子，语气沉了点，“新法推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地方官把好事办坏了，贪赃枉法，这能怪新法本身？我在京城听奏报，还有农户靠青苗钱种活了庄稼，娶上媳妇的呢！”
“那是少数！”苏轼也来了劲，把扇子往石桌上一拍，“我走了三个县，十个农户里有六个都在愁还不上钱，你说这是少数？你就是太固执，总觉得自己想的都对，听不进别人的劝！”
“我固执？”王安石也火了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我推行新法，是为了让朝廷有钱，让百姓不挨饿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！你倒好，天天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，还写文章讽刺新法，你这是为百姓好，还是为了逞口舌之快？”
俩人越吵越凶，树上的知了都不叫了，管家在旁边急得直搓手——这两位都是朝廷重臣，一个是参知政事，一个是翰林学士，真要是吵急了，他这小管家可担待不起。
就在这时，苏轼突然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
王安石正说得激动，见他笑了，愣了：“你笑啥？”
苏轼指了指王安石的下巴，忍着笑：“介甫兄，你下巴上沾了杏仁酪，活像个偷吃东西的小孩，还在这儿跟我较真呢！”
王安石一愣，伸手摸了摸下巴，还真摸到了甜腻的残渣。他也忍不住笑了，刚才的火气一下子消了大半：“你这小子，就会转移话题。”
“不是转移话题，”苏轼拿起食盒里的手帕，递给他，“咱今天不说朝政，就说点别的。我昨天写了首新词，念给你听听？”
王安石点点头，苏轼清了清嗓子，念了起来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
刚念到一半，王安石突然打断他：“‘浪淘尽’这句，力道不够。”
苏轼脸一垮：“怎么又不够了？我觉得挺有气势的啊！”
“‘淘尽’太柔了，”王安石端起旁边的凉茶喝了一口，慢悠悠地说，“不如改成‘浪淘空’，‘空’字更有劲儿，把那些风流人物的消散写透了，你琢磨琢磨？”
苏轼皱着眉想了想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：“哎，还真别说，改了之后，那股子豪迈劲儿更足了！介甫兄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刚才还跟我吵得脸红脖子粗，这会儿又帮我改词了。”
王安石哼了一声：“我是就事论事，跟你吵归吵，好句子还是要认的。”
俩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，从诗词聊到美食，从天气聊到民生，太阳快落山了都没发觉。等苏轼要走的时候，王安石还特意把自己培育的新稻种抓了一把，塞给他：“带回你家院子试试，说不定能长出好谷子。”
苏轼接过稻种，揣在怀里，挥挥手：“行！等长出谷子，我第一时间送过来给你尝！”
可谁也没想到，这看似平常的一次见面，没过多久就出了大岔子。
那年秋天，苏轼因为写了篇《湖州谢上表》，里面有句“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”，被人告到了宋神宗那儿，说他讽刺新法，诋毁朝廷。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消息传到王安石耳朵里的时候，他正在书房批改新法的奏报。手里的笔“啪嗒”一声掉在纸上，墨水晕开一大片。他赶紧让人备车，往皇宫赶——苏轼这小子，就是嘴欠，写文章总爱带点刺，这下好了，让人抓住把柄了！
到了皇宫，王安石直接求见宋神宗。神宗见他来了，也知道他是为了苏轼的事。“介甫，你是来为苏轼求情的？”
王安石点点头，语气诚恳：“陛下，苏轼虽然说话直，写文章爱带点讽刺，但他的心是好的，绝没有诋毁朝廷的意思。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治他的罪，不仅会寒了天下文人的心，还会让人觉得陛下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啊！”
神宗皱着眉，没说话。他也知道苏轼有才，可这次告苏轼的人太多，证据也“确凿”，不处理确实不好交代。
王安石见神宗犹豫，又补了一句：“陛下，当年太宗皇帝广纳贤才，不管是赞成朝廷政策的，还是反对的，只要有才华，都能得到重用。苏轼是难得的人才，要是杀了他，那真是朝廷的损失！”
神宗想了半天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杀他，贬到黄州去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王安石松了口气，连忙谢恩。他知道，能保住苏轼的命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消息传到苏轼耳朵里的时候，他正在大牢里待着，以为自己这次肯定活不成了。听说被贬到黄州，还愣了半天，后来才知道是王安石帮他求的情。他心里又感动又愧疚——自己总跟王安石吵架，还写文章讽刺他的新法，可在自己危难的时候，却是王安石站出来帮了他。
苏轼被贬到黄州那天，王安石没去送他，只让人给了他一封信，里面就一句话：“到了黄州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写文章，别再惹事。”
苏轼看着信，笑了，眼眶却有点红。他把信收好，带着家人，往黄州去了。
在黄州的日子，苏轼倒安分了不少。他在城东开垦了一块地，自己种庄稼，还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“东坡居士”。没事的时候就写写诗、做做词，偶尔还跟当地的农夫聊天，日子过得也算惬意。他写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，都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。
而王安石呢，没过多久就因为新法推行不顺，辞了官，回了江宁老家。他在老家盖了个小院子，种了很多花，每天看看书、种种花，偶尔也会想起苏轼——不知道那小子在黄州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再惹事。
一晃四年过去，苏轼被调回了京城。他一回来，没先回家，直接去了江宁拜访王安石。
那天天气特别好，王安石正在院子里浇花，见苏轼来了，又惊又喜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来看看你啊，介甫兄！”苏轼还是老样子，大大咧咧的，“我在黄州的时候，总想起你当年帮我的事，这次回来，第一时间就来谢你。”
王安石摆摆手：“谢什么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在黄州过得怎么样？我听说你还种了地，成了‘东坡居士’？”
“别提了，”苏轼笑着说，“刚开始种地的时候，还把庄稼种死了不少，后来慢慢摸索，才种活了。不过也挺好，天天跟土地打交道，心里踏实。”
俩人又像以前一样，坐在院子里，喝着茶，聊着天。这次没聊朝政，只聊诗词、聊民生、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。苏轼拿出自己在黄州写的词，念给王安石听。王安石听着，时不时点头：“不错不错，比以前成熟多了，黄州的日子没白过。”
“那是，”苏轼得意地说，“不过还是比不上你，你要是还在朝堂，肯定能写出更好的文章。”
王安石笑了：“我现在这样挺好，不用管朝堂上的事，天天种种花、看看书，比以前轻松多了。”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苏轼要走了。他看着王安石，认真地说：“介甫兄，以前我总跟你吵架，还说了你不少坏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王安石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都是为了朝廷，为了百姓，有什么好往心里去的？再说了，要是没有你跟我吵架，我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新法有那么多问题呢！”
苏轼笑了，王安石也笑了。夕阳照在俩人身上，把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像一对老朋友，又像一对“老冤家”。
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苏轼又出事了。
这次是因为他在京城写了几首诗，里面有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”，又被人告了，说他把自己比作“蛰龙”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。神宗虽然没治他的罪，但也把他贬到了杭州。
苏轼离京那天，王安石特意去送了他。俩人在城外的茶寮坐了一会儿，王安石给了他一包江宁的新茶：“到了杭州，好好做事，别再写那些容易让人挑刺的诗了。”
苏轼接过茶，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介甫兄。你在江宁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多注意身体。”
这次分别后，俩人就很少见面了。苏轼后来又被贬到惠州、儋州，一路向南，离京城越来越远；而王安石则在江宁老家安度晚年，偶尔会听说苏轼的消息，知道他在贬谪之地也没闲着，要么修水利，要么办学堂，心里还挺欣慰。
元祐元年，宋哲宗即位，司马光被重用，新法被全部废除。消息传到江宁，王安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知道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没了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每天坐在院子里，看着自己种的花，沉默良久。
没过多久，苏轼被调回京城，担任翰林学士。他回京城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江宁看望王安石，可没想到，刚到江宁，就听说王安石病了。
苏轼赶紧去了王安石的住处，见他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比以前瘦了不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介甫兄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？”
王安石笑了笑，声音很轻：“老了，身体不行了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”
俩人聊了很久，从新法聊到往事，从诗词聊到人生。苏轼说：“介甫兄，其实我后来想通了，你的新法，有些确实是为了百姓好，只是推行的时候出了问题。”
王安石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当年我太急了，没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，才把好事办坏了。”
那天，苏轼在王安石家里待了很久，直到天黑才离开。他走的时候，王安石还特意让家人把自己珍藏的一本《诗经》送给了他：“这本书陪了我很多年，现在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好好保管。”
苏轼接过书，郑重地点点头：“我会的，介甫兄。你好好养病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可苏轼没等到下次见面的机会。元祐元年四月，王安石在江宁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消息传到京城，苏轼正在书房写文章，手里的笔一下子掉在地上。他愣了很久，才反应过来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想起俩人以前吵架的样子，想起王安石帮他求情的样子，想起在江宁院子里聊天的样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难受得不行。
后来，苏轼主动向朝廷请求，为王安石撰写墓志铭。他在墓志铭里写道：“介甫先生，学贯天人，才高八斗，虽与吾政见不同，然其心为公，其志为民，吾深敬之。”
这篇墓志铭，成了俩人一生友谊的最好见证。他们是政见不同的“冤家”，也是惺惺相惜的朋友；他们吵过、闹过、互相讽刺过，但在危难时刻，却总能为对方伸出援手。
苏轼后来在回忆王安石的时候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介甫兄虽然固执，但他是个好人，是个为百姓着想的好官。我这辈子，能有这样一个‘冤家’朋友，是我的幸运。”
是啊，人生在世，能遇到一个既能跟你吵得面红耳赤，又能在你危难时挺身而出的朋友，确实是幸运。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，就像大宋历史上的一束光，照亮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也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友谊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在吵吵闹闹中，越来越深厚，越来越珍贵。
互动环节
聊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“冤家”的起起落落，是不是觉得这俩大宋大佬特别真实？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，吵起架来像小孩，帮起忙来又特别仗义！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比如李白和杜甫的“诗坛知己”，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的“文艺夫妻”。你还想知道哪对历史人物的故事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下次咱们就扒一扒他们的人生趣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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